想当年，连吃败仗的大清国被迫实行“新政”，振兴工商业的诸多作为中，广告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当时的商界普遍认为“商人之恃以战争者，厥为广告。譬之两方搏战……广告，枪炮也。果广告之得其逞，则枪炮锐利，可操胜算；反则一无所能，拱手让人而已”，简直要将其拔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不过，当1903年清政府筹备商部的时候，京城老百姓对于“商业兴国”、“广告救国”的国家战略似乎没多少兴趣。他们更关心什么地方的西洋马戏表演又上演了，哪家茶园戏院又有戏曲和大鼓可以观赏，哪里的商品货物物美价廉。至于纸烟、牙粉、绸缎用什么牌子的最入时，那自然也是人们经常讨论并热衷于实践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到了当时一件新崛起的事物——报纸的身上。1902年，满族旗人创办的《大公报》在天津正式发行，在这份用现代排版印刷技术制作的精美报纸上，刊印的文章不仅鼓吹“立宪”等主旋律话题，还兼谈社会民生，关心国事的百姓自然乐于购买。

恰如距离《大公报》仅一城之隔的北京《京话日报》所言，办报纸的初衷在于“输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清末的报纸创办者大多是文人墨客，思想上难免受到传统观念中视文章为“经国大业”的影响，办报过程中特别看重其“改良社会”的内容，却极为忽略报纸经营和商业广告方面的事宜。但是，买报的大部分读者却并不光是去读那整段整段纵论国事的大文章，而是径直去看那些排在文章旁边、配着各色插图的广告。其实，这些古板的文人所不曾察觉的是，那真正潜移默化影响人心的并非道德文章，而恰恰是他们视而不见的广告版面。

那广告中令消费者们恨不得解囊而后快的“狮子牙粉”、“味之素”、“精益眼镜”、“大前门香烟”、“友牌啤酒”等日用商品，不仅让商家赚足了银两，也的确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南方的《申报》早在1872年就刊登了晋隆洋行的外国缝纫机广告，可见“经世济民”的理想之外，经济利益的驱使才是原动力。

用新名词以广招徕

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商家“招徕”、“增财”的手段，会发现这成堆的广告中还有不少值得深究之处。因为，那上面的文字并不是简单地介绍产品的各种好处，而且糅合了不少当时流行的词汇和概念，消费何种商品似乎也渐渐与人们的观念是否新潮联系了起来。不少烟酒食品都冠以“卫生”、“强国”、“强种”的概念。这种风潮流布之广，以至于当年的陈独秀撰文批评说：“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

清末的城市中，补药的广告横行无忌，其中有不少都打着“强国强种”的幌子来推广。

不管是广告商家的宣传，还是人们的固有看法，此时的中国民众对于广告的消费往往伴随着集体情绪的表达，甚至是宣泄。例如，外国纸烟的广告是很难卖出去的（例如知名的“海盗牌香烟”），原因不仅在于华人素来习惯抽旱烟，不喜纸烟，更在于鸦片之害让国人“深恐再遭外国人愚弄，重蹈吸食鸦片烟受害的覆辙”。

与之相反，报上不少国产药品的广告甚为风行。那些广告大都宣传该药品具有补肾、补脑、补血、戒烟之效，正文后边往往还会附上一段患者的感谢信或质量证书，当然，这些内容都是商家自己杜撰的。真真假假的滋补药品有一个共通的逻辑，那就是清国臣民的身体先天条件比西方人差，所以才处处不如别人，弄得朝纲不振、国力衰弱，因此才需要进药滋补。

国产冒充洋品牌：“艾罗补脑汁”

在各路以强健国人身体为目标的滋补药品中，尤以补脑的药最受重视，这是因为“人之神灵在脑”，并且“百体之外，皆有脑筋缠绕，心能运血，胃能消化，手足之能动作……以及记忆谋虑者，无一非脑之功用也”。

西方医学知识的输入让人们了解到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控制着人的意识和身体活动，这个简单的医学常识对当时的人们完全称得上是时髦的新知。一知半解的西方医学加上传统中医书宣扬的“脑为髓海，髓本精生，下通督脉，命火温养，则髓益充”，二者混同为一，被写进了吹牛不打草稿的广告词里。但普通民众可没那工夫去细分什么中医西医、科学迷信，大家就囫囵着这么理解，一来二去，便成就了报纸上的补脑药品广告。

艾罗补脑汁的广告

据史载，这些成本低廉、价格不菲的“神药”销路极好。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种，便是当时风靡了很多年的一种国产药剂“艾罗补脑汁”。且看这“艾罗补脑汁”刊登在报刊广告里的“雄文”：

“呜呼！沉沉大陆，莽莽乾坤，二十世纪之时代，为科学发达之时代，人种竞争之时代，科学兴则国亦兴，竞争力则国亦存。天演家优胜劣败之理，即二者之结果，是则吾目今世为脑力竞争之时代亦可也。……由此观之，我四万万同胞将来所耗之脑力，不知几千万倍于现今。独立二十世纪者矣，但有所虑者，我同胞久立于腐败之境，于幼稚时代既失体育于先，成丁时代又失维持于后，脑力虚弱，处此竞争剧烈之场，若不急图补救，前途何堪设想？”

商家巧妙地利用“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维，把生理上的“补脑”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补脑”由此也成了民族图强、立足于二十世纪的头等大事：“然处此危险之境，不得不借外人之学，以补不足，明知其为经济上之一漏卮，然于我同胞未尝无益也。”接下来，广告才真正开始兜售产品：“艾罗者，美国浡尔基尼亚之产也，亦即四十年前之医学博士也。幼操悬壶术于美京，长游欧亚各国，精新旧医理，生平制有得意灵药四十余种，其中以补脑汁最著……于是乎余欲借外人学力补我不足之思想，由此而起，力劝博士将补脑汁输入中国销售。”

实际上，商家所宣传的“美国浡尔基尼亚之产”乃是彻头彻尾的国产品牌。“艾罗补脑汁”的创始者是浙江人黄楚九，年少时他随父亲行医，后来迁居上海，每天到茶楼兜售眼药，后来还自制戒烟丸等在城隍庙内设摊出售。卖药发迹后，他在法租界开了一家中法药房，卖起了“艾罗补脑汁”。所谓“艾罗”，就是他的本姓黄（yellow）的译音。

“滑头”企业家黄楚九

但在黄楚九精心策划的广告营销之下，一般顾客哪里知道这“艾罗”背后的本地“血统”？艾罗补脑汁畅销之际，黄楚九还带着一位自称是艾罗儿子的老外到中法药房走动，名曰考察。他逢人便说“小艾罗来了”，弄得全上海人都知道艾罗的后人来找黄楚九。两人还签下一纸“合约”，“小艾罗”授权黄楚九使用补脑液的配方。老百姓以为真有艾罗其人，补脑汁于是更加热销。

“艾罗补脑汁”广告的叙述方式不仅极富于故事性，而且极力夸大脑、身体、卫生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用一种“中国人不如西洋人”的印象来制造顾客的消费需求。。，治花柳病的、补肝的、补肾的、戒烟毒的统统都扯上了爱国、强种之类的高调。不知不觉间，仿佛人们购买的种种商品中都蕴含着国家民族的大义。平心而论，两者根本扯不上关系，但民众对于“补脑强国”的幻觉却被实实在在构建出来了，这正体现着商家灵敏的商业嗅觉。

补脑=强国，健身=为国家保存体力

商人们对市场天生的嗅觉与敏感，让他们在商业广告中主动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不过这“爱国、强种”的滋补药，不大可能依靠一种纯粹的商业手段就能让消费者们接受。能够迅速流布，还在于它暗合了人们的集体情绪。1895年甲午海战清国败于日本，使国民忧惧亡国灭种的危险，种族主义情绪就此抬头。同一时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引入国内。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强身与强国，被生物进化论勾连在了一起。

大清国子民们虽然打心里羡慕西洋输入的商品，但也畏惧西洋各国的船坚炮利，受过不少西洋人的欺侮。在西洋商业文化输入和发展的过程中，视清国为“弱国”、视华人为“病夫”，这些屈辱反复挫伤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华人心中强烈的抵触和不满。于是，“大步虚损”、“太细灵药化学补肾生精燕窝珍珠牛髓粉”、“养灵气之药”等夸张的补药广告纷纷出现在清末的街头报刊。

在1908年的《申报》某版广告，华商用当时的“公知体”撰文号召读者“为国家保存体力，尽公民责任，服用日光补丸，强身健体”。翻阅着百年前充满“民族情怀”的广告历史资料，看着今天愈加令人哭笑不得的广告，突然领悟：似乎从一开始，商业广告就被我们“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