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相逢”——梅花网传播业大展演讲实录

1.纪录片与剧情片

我是学剧情片出身的，当年喜欢上电影，就一门心思要走这条路。最初完全是靠看电影来学习，后来去了法国才发现，原来走了一条和法国新浪潮殊途同归的道路：热爱电影、研习电影，成为“电影之子”。“cinefils”这个词是和新浪潮同行的一位影评人塞尔日·达内提出的。可想而知，这些人对于电影的热爱有多么强烈，为电影而生，生活在电影之中，通过电影认知这个世界。尽管如此，“电影之子”们对于电影并非是没有选择的，他们对影像本身具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有句话对于达内和我，都有着极强的启示作用，“移动镜头是个道德问题”。换言之，形式和内容要高度契合，不是说镜头拍得漂亮，用来辅助好故事就行，技术手法是能反映出创作者思维的，创作者应该对其负责。这一点在后面我讲到做舌尖过程中的思考会提到。

2008年，我学完电影就打算回国。新浪潮之前，法国有优良的片厂传统，生产了很多“品质电影”。后来新浪潮来了，以戈达尔为代表的电影手册派率先推翻了片厂的制片方式，把便携式摄影机和纪录片工作方式带入剧情片拍摄中；同时人物表演弱化戏剧传统，呈现出朴实的现实主义风格。我对新浪潮的认同是非常深的，也不喜欢片厂制度，觉得这是一种工业生产方式对创作的压制，不够自由。新浪潮这一代的风潮过去后，法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传统的电影工业体系，我觉得没有必要留在法国。另外，在异国的生活让我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更直观的亲切，我记得当时我反复看的电影是塔科夫斯基的《乡愁》，俄罗斯导演呆在西欧回不去了，于是在意大利生造了一个俄罗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我就觉得应该回去创作，那里的现实会转化成我的创作基因。


回国的第一站是巧合，却让我和纪录片结下深厚缘分。上海电视台以前有个很厉害的栏目“纪录片编辑室”，那个栏目具备足够的社会反响力，出过一批很厉害的片子。当时还是个内容为王的年代，相比于做平台，大家更热衷于制作一部有社会意义的片子，后来大家把这种东西叫作“情怀”，再后来情怀都有了溢价，好像价值1000元，是吧。如果这种情况早点发生，纪录人就不会过得那么苦，纪录片得春天也会提早到来。我在法国留学期间曾经帮一位“纪录片编辑室”的导演递送过一部剧情片到法国影展，我没想到这位纪录片导演的剧情片也拍得非常不错，并且有些特质是我在其他故事片导演里比较少看到的。冲着他的电影梦，我回国后果断投奔了他，没想到后来还真碰撞出些火花，我主演了这位导演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冬蝉》，还入选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冬蝉》的制作经验让我对纪录片和剧情片在操作手法的区别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就这样，刚回国的几年，我开始围绕着纪录片打转：帮导演剪辑片子，合作拍摄片子，独立制作片子。慢慢开始觉出纪录片的好，不再一味地做剧情片的梦，在我以前的想法，“电影”这类目里是没有纪录片的，后来才发现这太幼稚了。纪录片有其独特的美学，而且它给予我这样一个成长在平庸时代的80后很多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来自于拍摄纪录片时接触到的人和事。我第一次独立拍摄纪录片时，碰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不是李安，却和李安一样做了十多年的电影梦，觉得张艺谋、陈凯歌那几部大片做得不怎么样，自己也可以做电影。于是写了一个剧本，申报广电总局还拿到了单片拍摄许可证，后来好事记者愿意帮助登报，竟然在社会的角角落落引起反响。退休后教人打太极的老太、在商场鞋柜卖鞋的小姑娘、开铲车的小伙、做外贸的摄影爱好者、婚庆影楼的摄像小哥等等，都加入进来，原来有那么多人都有电影梦，但这个梦好荒诞。这个农民导演为了电影奋斗不息的时候，他的老婆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去县城贩菜，然后回村落挨家售卖，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只为吃一口饭，养得起孩子。她说，就当这个老公死了。但是事情没有完，老公真的回来的时候，她还是没当他死掉，她给他做吃的，跟他唠家常。原来这才是生活，生活永远不是单向度的，它含混、暧昧，充满不可预知、不可控制。正是这些，让我懂得纪录片，爱上纪录片，通过纪录片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慢慢认识到，从现实主义中可以找到戏剧电影的结构，而在戏剧性的想象中又包含着生活的现实。



2.舌尖来袭

2012年底，舌尖制片人朱乐贤来上海见“纪录片编辑室”出身的几位“大佬”，为什么说出身呢，因为很多人不在那里了，体制大家都懂得。制片人希望大佬们能推荐几位年轻导演来做舌尖，其中一个就是我。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专门在会后递送了我的简历和作品，最后选上了。接下来我和其他导演一起去北京开会，并根据主题挑选分集。我挑到了自己喜欢的主题——相逢。我觉得这个主题太丰富了，新和旧、传统和现代，什么都能讲，好兴奋，因为我学电影前是学哲学的。调研前期，集中读了很多书和杂志，从吃货攻略到饮食文化。可深入这个主题后，兴奋和担忧开始并存。兴奋的是，果然丰富，甚至可以通过饮食切入历史；担忧的是，一个50分钟的片子能负载多少信息量，又该如何有效组合起来。果然这个担忧被验证了，当时我们几个导演拿着稿子去找舌尖顾问沈宏非老师，他看完我的稿子，说了一句“不要太学术”。这句话让我很纠结，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创作者主观想象和客观纪录的边界，舌尖是一部主流的美食纪录片，它的平衡度得非常好，才会有广泛的受众基础。

我带着这个思考开始实地探访，大概跑了十几个地方，副导演跟着我，从对各地美食好奇、想吃到看见就想吐，经过各地人民的热情款待，我们终于摆脱了物质的欲望，回到精神层面。这一圈跑下来，美食基本确定，因为“美食的每一次亮相都伴随着食材、香料的汇聚”，这个好找，比如麻辣火锅，它的诞生得益于辣椒和花椒的越洋聚首；再如大盘鸡，是不同地域饮食习惯的碰撞和创新。但与美食产生具体关联的人和故事并没有完全落实，在设定文案结构的时候，我已经确认：所有相逢的发生都依赖于特定时空下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的迁徙给食物带来最大程度的变数”。比如历史上三次著名的移民潮——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这些历史虽然可考，但要短时间落定具体参与历史进程中的那个人，而且要符合我们的视觉呈现，实在是很难。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拼了，不是拼爹，是拼人品，事实证明我的人品还不错，如果大家有机会和我接触的话。最后被我找到要集体返疆的上海知青和即将赴台见亲人的宁波象山渔民。



接下来开始拼体力和脑力，得拍下来，才能成就好故事啊。这个拍摄实在很辛苦，很多人问我们，拍摄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能吃那么多好吃的，我现在说出来，估计大家心里就平衡了。我们有一个导演，就是《心传》的陈磊，拍一个厨房曾经破记录地花费了20多个小时，而我短一点，也有过15个小时的经历。为了镜头好看，食物的制作带有仪式感，我们一遍遍反复地拍，如果说有什么期望，肯定不是想吃，是想睡觉。但这种辛苦更偏向于体力上的，脑力上的辛苦主要体现在故事的构建上，在少则5天多则10天的时间里，要拍出一个美食和故事都很充分的段落，是非常有挑战的，尤其是跨越两地的，这种情况在我这一集特别多，前面说到的上海知青和象山老人都是如此，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定好出行计划，配合上都比较困难。特别是象山老人这个故事，等到我知道他赴台的日期，我差点来不及办签证。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整个过程完全不可逆。但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此，既然没法像拍摄食物一样一遍遍来过，那我就老老实实地观察他们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然后把我感受到的情感和氛围表现出来。另外，老人的家里对拍摄也非常不理解，觉得影响正常的生活，甚至有一度不相信我是组织派来的人。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我反而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笃定。这个故事里，我最满意的一组镜头就是我心最静的时候拍下来的，用在了这个故事的开头：老先生在睡觉，打着呼噜锁着眉头；老奶奶望着海，头发被风吹起；而那些家里的物件则透露着岁月的讯息。

对于纪录这个故事我是有种使命感的，因为我本来就想通过饮食切入历史，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最好的承载体。这个老人叫张士忠，幼时生活在渔港石浦的对岸海岛上，，整座岛的居民被一同带去，少数留在石浦的渔民因此和家人别离，从此天各一方。那些被带走的，去到台湾一个叫富冈新村的渔港，后来那里出了一个名人，叫柯受良，也是蛮拼的。大家现在都对台湾眷村有所了解，。当这段历史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那些被时代裹挟的平民更值得被关注，因为他们更具有普遍意义。历史不仅仅是王者的历史，更是那些身处历史缝隙中的平民们的历史。等我完成这个最富意味的故事之后，我对《相逢》这一集片子有了坚实的信心。


3.舌尖之后

舌尖播出前临时调成了一周一播，纪录片按照目前综艺节目、电视剧的节奏来做播出计划，是新的尝试。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想想也是醉了。当然舌尖因为已经形成了品牌，所以周播确实起到了效应被放大的效果。引起热议的同时，我们各个分集导演承受的压力也变大了。这一周大家都盯着你，好的、不好的，都会被聚焦。本来一天一集，观众们还来不及消化前一集，新的一集就来了，话题的持续性会很短，最后的评价会更多针对整个第二季，而并非是个别分集。我一直很留意前面四集播出时的观众反应，很多意见都集中于第二季更偏重于故事和现实表达，美食比重不够。我们几个导演私下交流的时候，有导演觉得委屈，其实拍了非常多种美食，怎么还会嫌少，而对于现实的思考更是纪录片人的情怀啊，不然与栏目何异，我们是先“舌尖”后“中国”，有什么错。各方的想法其实都有道理，我觉得从我们创作者角度来看，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叙述比重的。我们按照BBC制作纪录片的标准，把单个美食故事的段落限定在八分钟以内，那么这个八分钟怎么安排比例就非常关键了。如果一个故事中的美食、人物、情感都占有相近比重，就会变成平均用力，反而使观众对任何一个元素印象不深刻。我自己在思考这一项后，觉得应该以一个故事突出一个重点来作为目标。比如重庆火锅，我完全没有展开火锅店老板的个人故事，一次深夜炒料，集美食相逢之大成，又突出了他的辛苦。而到了海峡两岸的故事，美食被我弱化，突出了人物和情感，同样收获了很好的效果。《相逢》一集收到好评，我个人还有一个理解。刚开始我提到一句话：“移动镜头是个道德问题”，什么样的片子要匹配什么样的镜头语言，所以我在表现人物故事时，一直避免用剧情片的分镜方式，而是尝试用跟踪纪实的手法去实现，这是纪录片特有的表现方式，也是这种方式带来一种真实和质朴。另外我不是通过我的主观想象来演绎主题，而是实地找到的那些人物吸引我、打动我，然后我通过我的专业把它转化成合适的呈现方式。有一个以前合作的摄影师看了我一集后，发微信和我说，镜头并不华丽，但呈现出的拙朴恰恰成了味道。



《相逢》成功了，表扬声淹没了我，这时候反而有点意味深长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学霸，又因为身体柔弱成不了学痞，两头不沾边，这下好了，让我无所适从，邀请拍片自不待说，还有约写文章、邀请出席活动的，大学时代的母校甚至邀请我去做全校毕业典礼的发言。这种情况有点像我拍摄的那些小餐馆，突然得到垂青，情形逆转。舌尖一个月后，我去杭州，顺便去了一趟菊英面馆，看到门口排了很长的队，老板在忙着洗碗，我既兴奋又得意地跟他打招呼，心里想着他肯定会很感激我，结果他指着我就批评：要你赔了，快要忙死了。我一阵头晕，然后又仔细看了看他的形象。我说，你怎么头发那么乱、胡子也不刮，要知道他可是有处女座的洁癖特征。如果大家记得片子里呈现的：每天营业结束，他都要里里外外擦一遍。他说，实在太忙了，没时间去管它。我说，生意好，你多雇点人，开个分店也蛮好。他说，那不行，电视里把我说得那么好，我得向这些食客负责，不能胡来。我突然想起来，当初就是他的这种本分吸引我去拍摄。我觉得我得向他学习，因为我和他差不多，都是个手艺人，作为一个手艺人，做好手艺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十分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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