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中国有义务在2011年1月开始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目前相关部门正在修订《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为推动这一进程，清华大学法学院日前召开“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模拟听证会”，就此问题展开激辩。

　　烟草广告：看我“七十二变”

　　“山高人为峰”“鹤舞白沙、我心飞翔”“香格里拉――梦开始的地方”……看到这些意境开阔的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高山、流水、美景，还是香烟？

　　“变相广告是近十年来我国烟草广告的最大发明。”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屈建民说，“而且我们的烟草广告是中国元素最多的，大家看到的词都是最漂亮的，如诗词一般。”

　　近年来，在法规禁令和舆论压力下，烟草公司不再主打直接广告，而是“曲线救国”，打出更为精美和隐蔽的间接广告。

　　在上海南京路，写有“爱我中华”四字的宣传画随处可见。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控烟办副主任姜垣说，按照《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这并不属于烟草广告，因为“爱我中华”的“中华”和烟盒上的“中华”字体并不一样；而根据一项调查，上海有90%的青少年，北京有85%的青少年认为这是烟草广告。

　　除了间接广告，烟草产品的户外广告及促销和赞助活动也并不罕见。开车行驶在云南的机场高速路上，眼前会赫然出现一个红灯笼，上面写有“和谐发展”几个大字，但仔细看去，会发现“和谐”与“发展”两边分别藏着“云”“烟”字样。

　　中国控烟协会项目研究员倪菁华说，我国现在间接、变相的隐形广告太多，烟草广告总是打“擦边球”，如以企业赞助的名义，延伸品牌到非烟草产品上，这其实是维持品牌识别率的有力工具。

　　《广告法》留下的模糊地带

　　在“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模拟听证会”上，清华大学卫生法中心主任王晨光介绍说：“香烟禁止做广告，这是我国目前既定的法律规定，也是一项基本政策。然而，《广告法》对烟草广告的禁止并不全面，还留有很多余地和模糊地带。”

　　与会专家指出，对于烟草的户外广告、间接广告等其他形式及烟草促销和赞助等问题，我国《广告法》及《烟草广告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都没有明确定义和相关限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敏荣归纳说，与国际上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比，我国《广告法》及《烟草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存在9个方面的差异，其中主要体现在定义和范围上。

　　首先在对烟草广告的定义上，公约按照结果来定义烟草广告和促销行为，即对烟草使用有促进效果的广告就属于烟草广告；而我国《广告法》以过程来定义――如果广告中没有“烟草”二字，就不是烟草广告。

　　其次，在烟草广告的范围上，中国现行《广告法》禁止了四类场所、五类媒体的烟草广告，但对互联网、室外场所等并未禁止；此外，我国立法也不禁止烟草品牌的延伸和品牌共享，并允许烟草企业树立形象。

　　修订法规有无必要？

　　“坦白地讲，我已经抽了很多年烟，但除了个别烟以外，很多烟的口感、质量都一样。”烟民代表华小东在模拟听证会上说，“我不觉得某个烟草企业通过做广告能更好地宣传，以至于让我接受这一产品。”

　　华小东认为，目前对烟草广告的限制已经足够，没必要进一步限制。“应更多从个人健康的角度入手，而不是通过禁止广告这样一个很有难度的行为来减少烟草消费量。”他说。

　　华强广告公司市场部助理魏晋说：“在国家对烟草业和烟草广告实行围追堵截的今天，是不是也要保护少数弱势者的权利，在合理框架内规范，让其自生自灭，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让其退出历史舞台？”

　　但与此同时，更多人提出了相反意见。：仅对部分广告实施禁令就好比“挤气球”，一种形式的烟草广告形式被禁，另外一种形式的广告就会随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