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底，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全部完成，中国出版业正进入后改制时代。在后改制时代，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国出版企业，如何实实在在地做大做强？如何让中国出版业能实实在在地持续加快发展？带着这些问题，。
挺拔主业依然是重中之重
“转企改制后，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出版企业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在面向市场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出版产业的特殊地位。对于出版企业来说，其主要责任就是文化传承和积累。出版业的重要任务就是壮大主业，而不是去壮大其他产业。”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众多出版社社长的一致看法。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龑认为，文化的繁荣是要脚踏实地，仅仅用经济指标来考核出版企业，会削弱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出版企业的责任与其他企业不尽相同，出版的责任主要是文化传承和教化社会，而文化传承和教化社会需要国家支持。”和龑说，政府应该对那些踏踏实实做主业的出版集团进行鼓励，要在考核和奖励上有多种措施，出台更加务实的政策，引导、规范这些出版企业专注主业，做强主业。
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戴晨京也表示，出版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因此，出版人要有大局意识，服务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大局。
在采访中，许多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更加关注内容生产，他们认为，改制后，作为企业，出版社不可避免地将把市场效益的考量放在天平更重的一边，长期下去，创新的优秀作品会不会有所减少？而且，现在一些出版集团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上市后需要给股民、股东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多元化经营，房地产、其他商品贸易等已经成为其利润来源之一。而用这一部分的利润反哺出版却不明显。
“在未来的3-5年内，现有出版企业至少有1/3可能活不下去。少数出版集团会进入快速发展和增长期，但相当一部分中小出版社将会出现不适应症，退出现有的出版领域。”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认为，从企业本身来看，必须适应现在人们的阅读习惯，适应人们对书业的消费需求，侧重在内容上下工夫。如果能做好自身定位，在内容上下好功夫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市场上站住脚，发展壮大。
“专业出版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是出版强国的重要表现，对出版社来讲是检验出版能力的重要手段。”谢寿光表示，作为最后的守门人，出版者要对学术，对出版行为、出版活动有敬畏感，要严把出版关。
期待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和龑认为，目前市场的不规范和发行体制的桎梏，给中小出版社带来了很大压力。“随着新华书店总店全国性中盘的消亡以及目前省级中盘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剧了中小出版社的生存压力。同时，数字化对传统出版社的影响，都让转制后的单体中小出版社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和龑说，政府应加大扶植、规范这些出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创新发行体制。同时，单体中小出版社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市场、数字化这两个压力带来的影响，找准定位。
和龑还认为，目前书价过低，尤其是学术书。“书业是微利行业， 现在所有的成本都在涨，但书价的涨幅一直很低，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他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要出台配套措施，在税收、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创造更公平的环境，以推动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发展。
对此，谢寿光也有同感。他认为，和其他消费品相比，目前书价并不能实现其知识价值。以前，我国的图书定价是按印张计算的，并没有考虑内容价值。“试想，通俗读物和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形成的专业成果的书籍，其价值能一样吗？定价能一样吗？我期望，我国的专业书和高等教育书的定价能够提升，实现其应有价值，并且能够得到大众认可。这样，知识生产者才能得到相应的再生产的能力。”谢寿光如是说。他期待有更好的市场环境和产业环境，打击盗版、尊重知识产权。同时，期待国人进一步改变对图书的消费习惯，尊重图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创造者的劳动。
政府要加大引导支持力度
转企改制的目的是为了让出版社有更大发展。大家认为，不能因为转企改制，出版企业是市场主体了，就让出版社自生自灭。文化传承和积累需要国家支持，如果国家放弃支持，让各个出版社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出版社来说是不公平的。
“政府要鼓励传媒健全通路，强力呼吁重视渠道建设。”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说，传统图书的兴旺，一定是渠道供给的兴旺。“在以内容为核心的生产产业中和现在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时代，不强调传播的通路和传播的营销形式，内容有再好的味道也没人知道。”黎波认为，在发掘优秀内容的前提下，发行方式、传播渠道、支持书店等关注通路建设的方式一定是第一位的。否则，未来一定不是内容的天下。“与高科技公司相比，传统渠道对扩大就业、稳定社会都有好处。要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府一把手高度重视，对批发、零售环节实行一定的减免税优惠，把书店数量纳入文明城市评比等。”黎波说。
“我们期望国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政策支持。”谢寿光呼吁，首先在产业政策上，从税收、研发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其次期望由政府和行业协会出面建立一个统一开发兼容的平台和技术标准。“数字出版由技术商主导的结果就是，技术商从自身的商业利益出发，使得无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化还是很多数字产品的格式都不是开放兼容的，而且重复建设、效率极低。”谢寿光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