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同发展阶段对人的组织方式不同，进而塑造出不同的社会互动网络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打破原有秩序的过程，同时也在建立新的社会单元，以“产品型社群”为最鲜明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呈现“再组织化”。它将如何冲击一直以来个体所依附的秩序？以下是新媒体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批判者，目前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魏武挥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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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从社会角度来看，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是颠覆工业时代的思维，打破秩序。这种秩序既可以是流水线，也可以是制度、知识结构。互联网发展至今，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对人的组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魏武挥：传统互联网时代对人的组织方式最重要的是基于大规模平台的出现。以媒体来说，就是从专业机构生产内容慢慢变成了所谓的UGC（用户生产内容），不管博客、微博还是今天的微信公众账号，大量的内容不是新浪也不是腾讯去生产的，而是用户。零售业也一样，淘宝上现在大概有600万~800万卖家，天猫上大约有10万，传统行业线下社会的平台商业生产不可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卖家。

到了今天，移动互联网发展出了新的组织方式，就是所谓的共享经济。专车、拼车服务都是典型的共享经济。某一种快递服务，它的服务供给者，不是专业的快递人员，而是有兴趣赚点外快的路人甲路人乙；某一种洗衣服务，它的上门取衣者，不是干洗店的人，而极有可能是你小区里比较悠闲的某一个大妈；某一种网络教育服务，它的教育服务供给者，不是什么成建制的所谓正规的培训机构，而是对这门课有着一定认知的兼职教师。淘宝强调自己是C2C平台，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C2C，淘宝上大量的都是专业卖家。但今天，Uber、滴滴大量的服务提供者其实都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出租车司机，但是他愿意赚点外快。所以说，这是一次服务业意义上的大规模业余化。

其实，大规模业余化早就在内容领域开始了。像新浪博客、微博、知乎，它形成了一个“共享”。但还不是“经济”。微博到今天为止从商业上来说活得不是很好，如果没有阿里的支撑，广告也不会有那么多；博客越发不是一个挣钱的东西，它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但是博客本身不挣钱；知乎也是做知识共享，但是它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不挣钱的公司。我们看到，现在线下的服务开始出现了“经济”的感觉、涉及具体的商业，至少服务提供者挣钱了。原来写微博、博客或者在知乎上回答问题是不会挣钱的，但今天我们在共享经济当中，服务提供者就能挣到钱。最近新出来的一个网站叫“在行”，行家接受提问然后收钱。我在里面是一个行家，我的创业咨询标价888元，现在已经收了十几单了。所以说，可能Uber、滴滴、在行本身还没有开始挣钱，但是服务提供者已经可以挣到钱了。互联网对人的组织的确在发生变化，以业余时间来换取收入，个体所谓的外快超过正统的薪资已经出现。未来，将会更大规模地出现。人的角色和身份会更加多元化，所谓的自雇和上班这两件事情原本是泾渭分明的，但未来会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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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人际的角度来说，共享经济、社交网络可能会使得“弱关系”和“强关系”发生变化，人的自我存在也从硬盘式生存发展到自商业的U盘式生存，由此是不是也会引起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魏武挥：“强关系”理论里面有一个术语叫“邓巴数字”，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但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强关系”、“弱关系”恐怕被打破了。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清晰定义两种关系，多数人的微信联系人应该已经超过150个了。但社交网络本质上又是弱关系，号称以“强关系”出道的微信，使用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也会成为一个以弱关系为主的工具。弱关系的典型特征就是卷入度低，合者多说两句，不合者少说两句，实在不合了，互相拉黑了事。而在传统社会里，我们所称的“弱关系”就是联系极少，以及曾有联系但已失去联系方式。比如“70后”可能已经很难找到大部分小学或初中同学的联系方式了，但是现在的“00后”，他们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的联系方式会一直保有。所以，大量的社交工具会使传统社会中“强关系”、“弱关系”定义发生变化。

创立出弱关系理论的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还有一个“镶嵌”理论。镶嵌理论的提出就是探讨人和他的社交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最经典的两种说法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与社交关系是从属的；还有一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他们讲自由意志，人是在社会关系之上的。但格兰诺维特提出新的说法叫“镶嵌”，就是说人和社会关系既可以是紧密的，也是可以随时抽离的。这种看法我觉得在今天互联网社交网络时代中，特别有道理。在某些时候我们特别热络，某些时候特别生疏。而且，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思维正在于此，人也好信息也好，互相之间是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个体对于个体本身，是极为重要的，而不是个体所在的位置极为重要，因为个体与位置之间，不过是镶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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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互联网对人的组织方式的不同也影响了不同世代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就像《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所说的，大繁荣不能仅仅视作自然科学新发现或者政府政策与机制新变化的结果，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态度或者说价值观的变化。

魏武挥：“70后”的主流是集体主义的，比如大家一起去出差开会的时候，就会互相问我们要不要一起领登机牌，一起吃早饭之类的。潜意识完全是集体化的。我在学校教书以后接触了大量的“90后”，我有一个学生，他为了让自己的iPhone手机壳与众不同，可以翻8到10页淘宝网页去找一个别人都不用的手机壳，如果他发现朋友用的手机壳跟他差不多的话，马上就换掉，特别崇尚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整体来说，我们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弱的。这种观念也造成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比如现在所谓的C2B也起来了，就是由消费者来定制，今天的所谓定制在以前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以前没有平台，量肯定不会大，成本一定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平台化了以后，全世界的人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潜在客户，进入大规模的个性化生产，前工业时代是手工作坊，到了工业时代就是大规模的流水线，到了互联网时代，大规模和个性化融合在一起了，个性化所要支付的成本因此而降低。

记者：“打破”的不仅是流水线，还包括人所处的社会组织，首先是机械化大生产的中心—公司，公司的架构也将形成改变，比如公司变轻，团队变小，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聚集，公司本身也会形成一个社群。公司的“异化”将带来哪些影响？

魏武挥：人在公司这一社会组织中的位置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早期日本人比较崇尚的理念，其实美国也崇尚过这个理念，比如老福特，你在我这里上班就养你一辈子，让员工安心，也不会引发太大的人事震荡，美国老牌的电脑公司惠普原来也是崇尚终身雇佣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终身雇佣制逐渐崩溃了，美国首先改变，美国企业已经不讲终身雇佣制。日本则是难以为继了，丰田、本田这样的公司还想树立，但是已经立不住了。终身雇佣制是一个结构化的关系，人是依附在公司上的。打破了以后就变成了自由用工，人和公司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弱了，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都不那么高了，联想在大裁员的时候曾经在网上有一篇流传度非常广的文章《公司不是家》，就体现了人与公司关系的内核变化。

“弱关系”式的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是主流，但是现在出现了第三种类型，最近，世界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的创始人写了一本书叫《联盟》，他崇尚的是员工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联盟关系，既不是附庸，也不是松散的，而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目的，双方之间达成联盟。换句话说，可以把劳动合同看成一个盟约，这种盟约可能比第一代强关系弱，比第二代弱关系强，这种工作方式是这两年刚刚看到的，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第二阶段中，个体对一个组织的附庸关系越来越降低，某种程度上是不平等的。但是当联盟化的趋势出现之后，当员工和公司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就可以解除这个联盟了，造成了人与社会关系的镶嵌感，而不是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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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除了打破之外，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改变就是重建、“再组织化”，一个标志就是“产品型社群”，它将会成为除了家庭、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的一极吗？由产品型社群形成的趣缘性空间会不会降低人们对社会整体性的关注？

魏武挥：很多人现在都批评，一群人吃饭都是埋头看手机，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过于悲观，我们只是忽视了面对面的关系，更重视一个远程的关系。我并不觉得人今天离群索居了，之所以会对人们在一起吃饭都看着手机而感到惊讶，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吃饭是要看着对方的。200年以后，吃饭看着对方反而可能是很奇怪的。而社群化也有可能对传统的社会单元比如家庭形成冲击。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家庭的起源。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大量的职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人的社会化，而有了学校之后，教育职能就被剥离出去了，父母在教育上花的时间肯定要比学校少，从3岁到18岁，一个人大量的时间是在学校这个社会单元里，家庭的作用就是亲情。在传统社会里，家庭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是庞大的，我们的社会关系一定是周围的人。但是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不一定只有家庭才能满足，将来情感上的需要也可能通过家庭之外的社群实现。

社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这个形态在今天的互联网社会里已经彰显了它的重要性，在未来，它的重要性只会大幅提高而不是降低。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和组织（上班的地方，中国人喜欢叫“单位”）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近年来，社群已经慢慢抬头。有理由相信，社群会和家庭、组织鼎足而立，成为三大社会单元。

社群与组织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它并不是以直接的物质利益获取为目标的。它的存在基础通常与精神层面的东西有关：比如情怀、比如兴趣、比如某种责任感。社群里有一种表现形式叫NGO，NGO在美国相当发达，发达到中国企业家想到美国进行与美国企业家的结识，通过当地NGO是最好的路径之一（而不是政府）。中国对NGO有中国的国情，但社群的崛起，恐怕是无法阻挡的。

社群有非常强的镶嵌感。社群的来去，比另外两个单元容易得多。尤其是“去”。可能有的社群单元对进入这件事要有资质审核，但离开一个社群，比离开一个家庭、组织容易得多。因为它和物质利益关系不大。

互联网时代的社群，是和线上产品有关的。比如说微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群应用，手机QQ也是。另外，今天还出现了一些细分的社交产品，这都是社群建立的技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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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专车引发的冲突可以看出移动互联网应用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未来政府应该如何管理一个社群化的社会？

魏武挥：事实上，大规模的业余化在每个维度上都在提出挑战，而且恐怕很难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应对所有领域的挑战。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政府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谣言，在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谁都可以说话，但是辟谣却并不那么容易；这是内容领域里的最大议题之一。

但在其他行业里，是其他问题。比如说专车对出租车司机形成了冲击，但是如果出租车行业死掉的话，可能会有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出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不到出租车的话就会很麻烦；还有就是对其他行业和整体的公共运行产生影响，如果大家都开专车出去揽活了，一个城市的所有时间可能都是高峰时间了。而且，专车盛行了之后很多人不买车了，经济支柱之一的汽车行业怎么办。所以，不同领域的大规模业余化带来的后果是需要一点点探索的。新的秩序出现破坏了旧秩序，而如何重建是更重要的问题。

关键还是“镶嵌”。如何看待这个慢慢从强关系勾结起来的社会过渡到镶嵌为主勾结起来的社会，如何看待社群的崛起。这是宏观层面的宏大话题。但需要在微观层面的具体领域中的探索来慢慢积累经验，为宏大话题的讨论提供坚实的素材。这是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光坐而论道是不行的。因为，过去的经验素材，恐怕已经很难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