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山寨春晚的频频曝光，关于山寨文化的争议也再度成为网络热点。所谓的山寨文化，已经不仅局限于一部山寨手机、一部山寨电影，在拥趸的眼中，山寨就是一种精神：你可以叫它解构主义，也可以叫它消解威权，是暴利的杀手，总之，山寨是个好东西，山寨文化要保卫。但在反对者眼中，山寨商品就是不折不扣的违法，所谓的山寨精神，也没那么宏大的意义，山寨是为了被招安，到头来，还是逃不脱一个“利”字。1月4日，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博客上就山寨文化发文，角度令人耳目一新，也让我们有了再度聚焦山寨的理由。

　　葛剑雄：都搞山寨，谁来创新？

　　“山寨”商品明显是违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山寨文化”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既有自娱自乐型的，也有商业型的。比如“山寨版春晚”、“山寨版百家讲坛”等，如果不违反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而且也不以赢利为目的，我们只能允许它们存在。

　　“山寨文化”之流行，还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还没有覆盖到广大群众，或者说，主渠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讲坛”据说就是因为制作者希望上央视“百家讲坛”没有成功，因而自己搞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央视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应该容许不同的声音，进行自己的表演。例如，在不违犯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让民众自费制作、播放影视节目，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创意，进行自我表现，自娱自乐。

　　但“山寨文化”不可倡导。“山寨”的实质是仿冒，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而已，以前的“全庸著”、“古龙新著”，不也可以说是“山寨版”吗？既然是仿冒，那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所以，“山寨”之风不能长，否则谁来搞创新？有人说应当鼓励“山寨文化”，甚至还认为“山寨”本身也是创新，其缪大焉！创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等等。而且有风险，失败的风险。“山寨”则是投机取巧，成本低，风险小。人都有惰性，都愿意走捷径。如果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

　　熊培云：山寨的背后是谋杀

　　山寨凶猛，造假的人有福了，只在一夜之间，克隆与盗版因此被赋予了集合田园牧歌与梁山精神的浪漫情调。

　　过去有“农业学大寨”，如今是“产业学山寨”。显而易见的是，“山寨文化”不过是美化“山寨产品”的美丽外衣，在骨子里，“山寨文化”和“山寨产品”一样，是缺乏创造力和自信心的表现。一个无序的市场所带来的破坏力是难以想象的。当“山寨经济”大行其道，并且被人高歌，其结果必将是瓦解中国正在成长的“知识型社会”，并且进一步摧折世界对中国产品的信心。

　　反思“山寨经济”之流行与被歌颂，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社会对自由的理解。如弗格森所说：“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众所周知，现代商业最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无非是自由与秩序，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东西实为一种——即秩序，因为人类的自由首先源于秩序，或者说自由即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