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电视选秀舞台从2003年拉开大幕，第一年，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第二年，大家开始翘首以盼，第三年，举国狂欢，第四年，质疑纷纷，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所有人都在说，选秀沦落成了一个怪物，选秀将死。

　　然而，第八年了，它并未真正死掉，相反，在今年来了次“回潮”。有人认为，2011年很可能是选秀节目一个新的转折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被群攻这么多年仍然不倒？这一次，是重振雄风还是垂死挣扎？在第八个年头上，。

　　将死的选秀？

　　几千个女人啊，太壮观了

　　4月22日，湖南广电职工活动中心篮球场，《快乐女声》长沙赛区第三次海选。张渊（化名）一大早就到了，作为宣传人员，他必须每天来“盯场”，按经验，他估摸今天又得忙到晚上7点以后。

姑娘们排队报名参加“选秀”节目

　　活动中心的篮球场上，除了络绎不绝的报名者，还有准备参加这次海选的选手们：四周观众席上坐满了年轻的女孩，间或有大妈和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鲜亮的服饰和明晃晃的笑容，让硬朗的球场一下子沾染上“歌舞升平”的味道。观众席是不分座的长条凳，一批人走了一批人再填上，忙得晕头转向的张渊偶尔抬起眼来看一圈，忍不住在心里感慨：几千个女人啊，实在太壮观了。

　　工作人员不时来观众席领人，点到名的候选者排着队，穿过球场，进到旁边的十几个试唱间里，在评委面前唱上一段，再出来。在等待自己人生第一场选秀比赛的过程中，大多数选手互相攀谈起来，耳语、轻笑、不时连成一片的响亮歌声、偶尔爆发出的叫好和掌声，整个场子嗡嗡作响，蒸腾出某种混合着兴奋、紧张又期待的情绪。

　　三次海选，张渊被选手的热情一次复一次地感染着。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没有办法将其与“选秀已死”的说法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选秀的生命力明明就像那些歌声一样，不仅蓬勃，而且连绵不绝。

　　不论主办方们是不是也这么想，事实是，走过“七年之痒”的选秀节目，似乎在第八个年头上迎来了“回潮期”：湖南卫视的“快女”复活，青海卫视的“花儿”、东方卫视的“达人”和江西卫视的“红歌会”去年余威犹在，山东、东南、辽宁卫视等又先后加入战团。虽然比不上鼎盛时期大大小小十几台选秀打擂的盛况，但和去年只有四五家还在惨淡经营相比，今年选秀节目确实回温明显。

　　然而，与张渊和他的同事们一腔热血相对的，是其余各方力量的冷眼。“你还会关注今年的选秀吗？不关注，请一针见血说出你的理由。”前不久，娱乐评论人“舞美师”在微博上放出这样一条小调查。短短几天，该微博的评论已经达到1400条，被转发近700次，绝大多数网友明确表态：“不看。”

　　拒绝的姿态已经不算什么。从2006年选秀节目收视走弱以来，年年选秀，年年媒体和专家学者们都要出来骂一遍，“跟风”、“恶意炒作”、“庸俗”，几乎成了选秀三宗罪。广电总局也从2007年开始不断出台严控措施，不能黄金档播出、不能投票、不能煽情、不能毒舌，掐在选秀咽喉上的那只手越收越紧。

　　“选秀将死”的论调唱了这么多年，疾言厉色的批判持续了这么多年，选秀节目一副气力将竭的模样也拖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未曾真正死掉，反而在第八年上来了一次“反击”，究竟何解？

　　没人看的选秀？

　　一茬又一茬，粉丝总在产生

　　2005年的夏天，无数少男少女为《超级女声》疯狂，网友“我是天然呆呆呆”也是其中之一：那年她13岁，最喜爱的选手是何洁，所有比赛她从头看到尾，一场没落，还“疯了一样发短信投票”。那一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花落李宇春，“粉丝”的概念爆炸性传遍祖国大地，选秀节目也随之迎来全面鼎盛时期。

　　6年后，李宇春还叱咤于歌坛，何洁和一大票选秀歌手却早已泯然众人矣，那一代“超女”辉煌后，选秀节目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震撼娱乐圈的人和事。而19岁的呆呆不再看任何选秀节目，也不准备看今年的《快乐女声》，在“舞美师”的微博调查底下，她言简意赅地给出了如下理由：“一，审美疲劳。二，质量下降。三，炒作太多。四，个人认为《非诚勿扰》的两个光头更有内容。五，自己成熟了。”

　　呆呆的观点暴露出选秀近几年的致命伤：模式单一、制作粗暴、黑幕众多、炒作太过……每一条都足以成为观众“嫌弃”的理由，综合起来，就是一档选歌手的节目，最注重的不再是唱功，而是收视和话题，浮躁之气尽显。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谈到这个就摇头：“我曾经被某些选秀节目请去做策划，去了一看，这么大的新项目，什么问题都没想明白，就要上马，做出来的质量，能看吗？”

　　浮躁的不仅是活动主办方，选手参赛功利化，这也是选秀节目被诟病的一大原因。刘家仪（化名），北京演艺专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大二学生，目前正在全力备战“快女”。但她并不算白纸一张的“素人”：参演多部电影，出演舞台剧，拍摄世博会宣传片，21岁的她甚至已经签约了演艺公司，发过一张个人单曲。她还参加过去年的“花儿”，并进入了广州唱区50强。

　　这种情况在家仪的同学中不算新鲜事儿，大家把选秀当做功课或者考试一样一次次认真准备，“有参加‘快女’的，‘花儿’的，还有金钟奖，最近校园里谈的都是这个，气氛挺紧张的”。她觉得这没什么，“选秀不也是锻炼新人的舞台吗？这些都是我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而已。”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出名而唱歌，而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网友“谢谢晨晨”感慨。究竟是心怀音乐梦想，还是想一夜爆红做明星，这些年轻人为何而来其实并不重要，事实是，他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选秀可以上升为进入娱乐圈的一条捷径。

　　而在呆呆的同学中，绝大多数人都和她一样，这群当初为选秀节目痴迷的孩子自认已经长大，更理智，也更清醒，“再看那种东西太丢人了”——选秀在他们的嘴里逐渐演变为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贬义词。对于被生活所累的成年观众，需要倾注狂热的选秀节目更从来不是一个主流选项，有调查显示，选秀节目的观众年龄主要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其中又以16到18岁的观众集中度最高，女性、学生的标签也大大超过其它关键词，换句话说，“低龄化”和“少女化”决定了选秀节目的主流观众并不会是电视的主流收视人群。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选秀节目中“偶像文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也印证了像呆呆一样的观众的离开。不过，它同样也暗示了，新的观众将不断成长起来，弥补上一代“粉丝”离去的空位。“我们就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定位观众，一茬长大了，另一茬又长起来了，新粉丝每年都在产生。”某选秀节目负责人说。

　　还要办的选秀？

　　它需要创新，它不是怪物

　　“选秀不是一个怪物。”李忠敏（化名）总是试图跟大家解释，他是某卫视著名选秀节目的高层之一，深知在今天的大众眼里，选秀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三俗”，上头不喜欢，下头又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唾弃，收视报表一年比一年难看，这样畸形的节目，何必还做下去？

　　但是站在一个电视人的立场，一个活动主办者的高度，看到的景象却全然不同。这也是李忠敏在“怪物”之后通常跟着的一句话：“它是一种方兴未艾的、优质的节目类型。”

　　做了14年电视，李忠敏自认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电视人。这种责任感，体现在选秀节目的“使命感”上：“国内的演艺市场，目前较正式的出口还是只有专业学院，低端的出口相对匮乏，这是选秀存在的最大意义。”湖南卫视对此有着一番相似的解释：“音乐是人类不变的需求，每年都有热爱唱歌的人们需要有舞台给他们展示。所以只要音乐还存在，爱唱歌的人还存在，选秀就会被需求。”

　　但责任感并不能解释所有动机。“收视，吸金能力，品牌效益。”李忠敏坦然给记者开出一张选秀节目的利益诉求单。2005年，《超级女声》创下平均8%-10%的收视神话，而去年的“快男”10进8的收视率却不到1%，相比巅峰期收视下降了近九成。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综艺类型，选秀节目对收视的绝对拉动力仍然不可忽视。“吸金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广告收入，去年第一次搭台的“花儿”，造价1000多万元，入账7000多万元，差价6000万元，而收视率看似惨淡的“快男”，净赚广告费就有一个亿，“就算口碑、人气大不如前，赚钱根本不是问题”。除此还有对品牌的提升力，“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型节目活动，能像选秀一样，短时间内迅速积聚如此多关注和人气？”

　　面对大众对选秀的种种指摘，李忠敏有些委屈，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总是“边骂边看”。“他们没有从节目中获得快乐吗？”他连续反问，“这种强有力的互动性，全民参与所带来的快感，除了电视，哪种媒体可以做到？”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也默认这一点，这种互动甚至把从前很少看电视的青少年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拉”了回来，重新吸引到电视机跟前，相当于，选秀“没有从原有的蛋糕上分走更多，而是另外做了一块蛋糕”。

　　虽然不是怪物，李忠敏也十分清楚选秀的弊端，他认为电视人正为此努力：青海卫视要办遗珠唱区、高校唱区，湖南卫视搭上微博新媒体，东南卫视则干脆放弃个人赛，转投团体赛制……一切的一切，都透露出这群电视人转身起跑的迫不及待：“创新，一定要创新，不然还是死。”

　　这种充满主动性的解释，在张颐武看来，却是选秀节目发展至今的顺势之举。“选秀节目的造星任务已经结束了，下一步就该发展到平民表演为中心。”他把相亲类、求职类等近两年兴起的综艺节目，也看作某种程度上选秀节目的“变种”，“核心主打的都是‘秀’的精神，只不过秀的途径、方式和目的不同而已。”

　　一片讨伐声中，李忠敏颇有些孤胆英雄般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他把选秀比作一场大戏，曲折、反复，充满变数和意想不到，即使一时演得不好，却可以打动很多人，甚至改变其中一些人的人生观和命运，“你觉得，这样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节目，不值得坚持吗？”

　　故事

　　选秀之后

　　选秀歌手，选秀节目最鲜明的标志。

　　李宇春式的造星神话只有一个，对于更多的选秀歌手，当舞台的灯光渐渐暗去之后，不少人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还在娱乐圈飘的，或坚持音乐之路，或把重心逐渐转移到演戏、主持等方面。对他们而言，选秀歌手或许是个让人尴尬的标签，但无人否认，选秀也拉开了他们生命中最大一次转折的闸门。

　　下一个18年还可以有别的辉煌

　　王啸坤，2006年18岁时东方卫视《我型我秀》总冠军。他回忆总决赛后被威亚吊着飞起来的那一刻，“感觉人生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世界全在自己的脚底下”。其后，他签约环球唱片公司，发单曲、发专辑，商演不断。每天晕晕乎乎地跟着公司安排走，某一天，他突然惊醒：“我想要的不是做艺人，而是做音乐；我希望自己是个创作型歌手，不是明星歌手。”

　　2009年，王啸坤与公司解约，成立了自己的厂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签乐队、参与MV制作、发潮牌，一切都很新鲜！”现在的王啸坤被标榜为“独立音乐人”，当年的选秀经历已很少被人提起，音乐和品牌却越来越为推崇个性的小众群体认可。

　　回头再看选秀，王啸坤仍然感激那次改变自己生命轨迹的机遇：“但那只是人生第一幕的高潮。下一个18年，我还可以有别的辉煌。”

　　我是个演员，不只是个“超女”

　　陈西贝，2005年《超级女声》成都唱区第七名。赛后签约天娱公司，不过，她很清楚自己志不在唱歌，“我想做个演员，不想只是个‘超女’。”她一度十分反感“选秀歌手”的标签，在天娱时，拼命跟公司争取演戏机会，后来又跳到更专业的影视公司，希望用影视作品淡化身上的“超女”标签。

　　但事业并不如想象得那么顺遂，陈西贝拍了十几部电视剧，还参演过电影和话剧，没有遇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角色，大家提到她，最常用的标签还是“超女”。

　　陈贝西很平和地接受了这一切：“当年我们班上30多个同学，如今只有我一个人真的成了演员——选秀起码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她还调侃自己不温不火的状态，“我是走在队伍中间的人，中间的风景也很美啊。”

　　还是靠实力和作品说话

　　大春子，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第十一名。大春子赛前就灌录过自己的发烧碟，在爵士乐圈小有名气，赛时更被专业评委惊为天人，实力强而形象不佳，她的被淘汰在当时被不少人看作比赛有“黑幕”的有力证明。

　　赛后，大春子和其他17名选手一同签入天娱公司，艺人实在太多，爵士乐市场不佳，加上个人形象缺少优势，结果她成天跑场子，一张单曲未出。一年后合同到期，公司也没有挽留的意思。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忽视，大春子什么也没说，只反复强调一句话：“‘超女’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选秀就是一个年轻人追梦的过程，自己坚持才最重要。”解约后，她认识了一批圈子里的音乐人和制作人，选秀时的不少歌迷也默默一路相伴。

　　眼下，她正忙着一出音乐剧的排练，自筹专辑也进入挑歌阶段。专辑中有一首歌，原作就来自比赛时支持她的一位歌迷，“一个深圳的爷爷，自己谱曲写词，经常把乐谱和自己录的小样寄过来给我。”大春子丝毫不介意被贴“快女”标签，因为她知道，“到最后，还是实力和作品说话”。

　　《美国偶像》小传

　　《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由福斯广播公司从2002年起主办的美国大众歌手选秀节目，原型为英国电视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得超高人气，近年的收视率牢牢占据美国黄金时间段电视节目榜首。《美国偶像》也被认为是中国众多选秀节目的始祖，早年“超女”就曾一度陷入山寨“美偶”的指责中。

　　作为一档全民娱乐的电视真人秀，《美国偶像》的评委基本固定，为两男一女，评委在各大州进行初选，通过的选手集中到好莱坞参加下一轮比赛。半决赛共有24名选手（12男12女），由观众电话或短信投票，得票最低者陆续被淘汰，最后的胜出者就是“美国偶像”，奖品是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

　　《美国偶像》在美国引发的全民狂热是谁都没有预想到的，一届比赛可以收获超过5亿张选票，高出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选举的投票数。

　　但《美国偶像》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收视率下降是近年面临的现实。不过，其成熟的商业运作，精良的制作班底，高素质的评委队伍，和“美国梦”的打造模式，仍然被认为是无可替代的。有人评价国内选秀与“美偶”的差距：“别人单宣布结果就能制作成一小时的节目，而且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这种功力国内电视人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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