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体机构，在新媒体情境下要转变救灾报道理念，“在场”不一定非要扎堆灾区，而是指身处新闻事件这个大的现场。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媒体机构即使“不在场”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发挥作用、做出精彩的报道。媒体机构可以通过调动各个“自媒体”用户来为其提供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分类、集纳、整合、阐释”进行有效发布与社会动员。

　　这一次我“不在场”我也“在场”！

　　我参加过1998年的东北抗洪、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9年云南姚安大地震。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理念，新闻发生时，我一定要“在场”，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亲历”来实践自己媒体人的使命。而且，一直坚信，只有“在场”才能将工作作好。因此，每一次大灾难发生时，都有一种“一定要去前线”的冲动。

　　但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以及多次参加大型灾难报道的亲身经历，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1、灾难发生时，什么是最重要的？

　　2、灾难发生时，只有“在现场”才能做好报道？

　　3、只要“在现场”了，你的报道就完美了吗？

　　4、如果“不在场”怎么做报道？

　　灾难发生时，什么是最重要的？

　　无疑，灾难发生时，救援，是第一要位的。媒体机构及媒体人，也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凡是不利于、妨碍了“救援”的事情，坚决不做，包括盲目“扎堆”灾区报道；凡是利于“救援”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前些年灾难发生时，由于媒体竞争意识与专业精神并不像现在这样强，大家赶赴灾区进行报道应该值得格外鼓励与提倡。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媒体竞争激烈，大灾发生时都纷纷扎堆灾区，抢第一手信息、树自己的品牌。由于平时激烈的竞争，媒体潜意识里就存有“争夺眼球”的想法，因此，灾难来临时，媒体更要警惕将这种“争夺眼球”的惯性带到灾区报道中，防止“将灾区变身为争夺眼球的名利场”。

　　灾难发生时，只有“在现场”才能做好报道吗？

　　回忆我在1998年松花江特大洪水报道时的情景，那时没有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甚至网络等媒体在突发事件中依然作用甚微。当时广播、电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记得当年黑龙江广播电台就将自己的直播间架设在松花江大堤上，当然，广播是灾区现场获得信息的唯一来源，同时十几米高的杆子上挂着大喇叭，广播中的讯息通过这一个个高音大喇叭传递出来，起着“现场动员”与“指导救灾”的作用。

　　在15年后今天的雅安地震中，社交媒体已经被人们熟练使用，并在灾情信息及救助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救援人员与国家媒体匆忙赶往灾区之时,中国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提前填补了信息空白，他们发布街头居民和建筑倒塌场景的照片,分享网络服务等信息,帮助发布寻人启示等。

　　可以说15年后的今天，在新媒体情境下，救灾报道的“在场”不一定是“在现场”。跟五年前汶川大地震相比，社交媒体已发育得更加成熟，社交媒体不仅发布信息速度在先，而且渐渐成为救灾过程中组织与行动的平台。“自媒体”聚集起来，有助于地震的救援工作。

　　作为媒体机构，在新媒体情境下要转变救灾报道理念，“在场”不一定非要扎堆灾区，而是指身处新闻事件这个大的现场。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媒体机构即使“不在场”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发挥作用、做出精彩的报道。媒体机构可以通过调动各个“自媒体”用户来为其提供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分类、集纳、整合、阐释”进行有效发布与社会动员。

　　只要“在现场”了，你的报道就完美了吗？

　　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救灾报道提出了一个新难题：你“在现场”了也并非意味着你的报道就完美。

　　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手机、录音机记录下灾难现场的各种片断，而即使是派出强大救灾报道团队的媒体机构也不可能穷尽报道的所有方面，总有疏漏与偏颇。但在社交媒体被大众广泛使用之前，这种“报道上的缺失与遗漏”不被人们知晓，自然也不会被人们质疑。比如1998年特大洪水报道中，我拿着手中话筒将现场所见直播播出，全国的听众就会认为你的报道即是灾区发生的情部，不会质疑也无法证实你疏漏和没有报道到的地方。而当人人都是记者的当下，你的报道将面临永远的不完美与永远的被质疑。你的所见所知永远不可能超过我们面对的“用户”们----每一个自媒体作者与亲历者的集合。他们会质疑你报道中的这种偏颇、会揣测你的动机，会认为你的有意回避，并且还可以选择用社交平台来将这种质疑与揣测释放出来。

　　因此，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聪明的媒体与媒体人，一定是那个会发现“用户”并调动“用户”的机构或人，一定会是那个能将来自现场的各类信息进行“分类、集纳、整合、阐释”的那个机构或人。在新媒体情境下，灾难发生时，你在场，你的报道不一定完美；而你不在场，你的报道未必不完美。

　　媒体机构应该学习自我情绪管理

　　灾难发生时，媒体机构与媒体人应该做些什么？倒底应该怎么做。无疑，媒体应做好三件事：1、传递信息（无论在场与不在场）；2、情绪管理；3、实际救援。

　　前面说了，媒体应该在不抢占“救援”资源的前提下来考虑如何更好地传递信息；其次，媒体还要做好“情绪管理”，包括灾区人民的情绪疏导与灾区外部人们的情绪鼓动；最后也是很重要的是要做好“实际救援”，切实提供有用的救助。

　　媒体除了做好民众的情绪管理，也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要冷静、理智，而不是一味煽情。正如网友“云南的美景”所期望的那样：“我只是想说，这一次的地震，求求中国的媒体和那些什么妇联机构有秩序有管理一些好么?请不要再像当年汶川地震那样，去了那么多的新闻媒体，去了那么多的心理辅导专家，每一组人去都要采访遇难人家属，都要去问家属是不是很难过？可不可以不一遍一遍地揭开别人还未愈合的伤口?”；

　　也要警惕网友所反应的“各报一夜之间变画报，用地震拼创意拼版面，美编比记者忙太多“的现象，珍贵的版面应多让于实际有用的信息!

　　至于到各个媒体是选择“现场直播”呢？还是“集纳报道”？各个媒体要结合自身特点，并在媒体“整体协作”这一理念下分工合作，要考虑央级媒体与地方媒体、各地方媒体之间、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如何分工协作，不再拼抢资源、争夺眼球，而是切实救灾，合理应用资源，起到1+1>2的作用。比如这一次微博等个人自媒体平台在交通疏导方面的倡导作用尤其明显：从灾害发生之初一直到现在，微博上大量呼吁网友尽量绕道灾区高速路段行车的帖子被转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雅安地区的地面交通压力。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灾难发生时，传统媒体的确是要改作风、变理念，学习情绪管理，戒煽情，讲理智。面对社交媒体的大考，在不完美中找寻完美。